□蒋璟璟
“19岁女孩挪用父亲公司1700万元当‘榜一大姐’，亲爹欲带女儿自首”4月20日，相关消息引发网友关注。据来自河南郑州的当事人朱先生介绍，女儿小梦读了一年中专，辍学后在自家冷链档口负责出纳。2024年7月，19岁的小梦开始陆续挪用档口资金在直播间打赏、购买拆卡盲盒。截至2025年11月，累计盗用、挪用1700万元，成为多个直播间“榜一大姐”，打赏了将近1100万。另外600多万，是玩拆卡游戏花完了。（封面新闻）
该事件中，小梦开始在直播间打赏时，已经19岁，属于法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这一前提决定了，这一案件与“未成年人偷拿父母手机打赏”之类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小梦的家人在2024年就发现其挪用公款五六十万用于线上拆盒，却仍让其继续掌管公司资产，这是明显的管理过失。一年多的时间，小梦挪用公司资金在各直播间里打赏挥霍掉了1100万，从结果来看，这无疑是个悲剧。而回溯其过程，当事人深陷其中却浑然不觉的迷失，也令人扼腕叹息。
打赏引发的悲剧，此前已屡有曝出。这里面，其实牵出了两个关键问题。其一，“打赏的钱能不能退回来”。之于此，其实不能一概而论，要是涉及未成年人“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直播打赏”，自然是应退尽退。而要是成年人打赏呢？从以往的一些司法判决案例看，法院在相关判决中，基本都是把充值打赏视同于购买服务，看作网络消费合同当中的支付行为——对于成年人申请退回打赏的诉求，以驳回的居多。
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，本案中，小梦及其家人想直接要回打赏的要求，很难获得满足。于是，只能迂回挽回损失，也即先通过职能部门将这1100万的打赏资金认定为“赃款”，再要求相关方面履行法定的返还义务……这一模式，其实适用于所有消费、交易场景，与“直播打赏”这一特殊情况其实没多大关系。但不可避免的是，赃款的认定，与涉嫌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的认定，往往是同步的。由此，也就产生了本案中，“父亲含泪送女儿自首”的伦理挣扎。
事已至此，怎么处理，都有缺憾。那么，也顺理成章地，公众又发出了第二重疑问，“能不能杜绝大额非理性打赏”。之于此，一个很自然的思路，就是“金额限制”。中央网信办前不久发布的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》中明确，“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，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，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、单日打赏最高金额。”换而言之，就是平台要引导用户自己给自己设置打赏上限。
最立竿见影的办法，当然是统一给用户设置一个不高的打赏金额上限。但，如果真如此，则又涉嫌干涉公民的财产支配权，这在法理上注定说不通。一个简单的道理是，若非经过司法程序，谁也无权就特定对象“限制高消费”。想必大家还记得，去年某些银行卡单日限额太低也曾引发争议，不少网友吐槽“自己的钱不能自由用”……当各方审视“直播打赏限额”问题，同样要考虑到这种整体的社会情绪和法律关系，之于此，中央网信办最新的《通知》，是有妥善考量的。
媒体深挖此事，家庭原因、成长环境，可谓是悲剧根源。小梦的父亲自己也承认，“忙着跑生意，与小梦沟通较少，前妻也很少管孩子”，此外在早发现账目异常、资金挪用后后，还继续选择信任小梦管账。一错再错，最终酿成大祸。
要解决直播打赏的衍生问题，思路还是不能单纯困在直播间里，不能让正常经营的MCN、主播为非理性消费买单。公司的财务纪律和账户风控，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共同掌控，以及父母们对子女们日常的陪伴与及时的引导，凡此种种，都是源头解决问题的有力抓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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